“人才是推动这场降耗改革的根本，医院对新技术新业务一定支持，努力做到既让患者满意，也让医者有尊严。”四医院院长胡绍表示，降耗的过程，是伴随骨科技术的升级换代的。

据记者了解，早在十年前，武汉市第四医院就每年都派年轻的骨科医生到国外学习，让学成归来的他们挑大梁，引领骨科在亚专科、精准化、微创化、数字化等方面向更加纵深的领域发展。

“海归”成为新晋主任门槛

       40多年前，武汉市第四医院凭借“农村条件下同体断肢移位再植”轰动世界，奠定了骨科超常规发展的坚实基础。该院骨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为中部地区唯一的一家公立骨科医院，是知名的“骨科航母”。

       “规模大，就一定代表实力强吗？”骨科学科带头人勘武生教授表示，学科发展日新月异，满足现状一定会输。“站位一定要高。就像下棋，走一步之前要看十步。”勘武生早年去美国深造，看到国外的技术领先震动非常大。于是，十年前，骨科就开始实施“海外军团”战略。从招聘医生开始就注意发掘外语好、善学习的好苗子，送去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香港等骨科技术顶尖的国家和地区学习。

       四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张青松，是“海外军团”的成功典型。20多岁的他凭借英语优势以及过硬的关节镜技术，被选派到美国杜兰大学作为高级访问学者学习了近两年，带回了先进的肩膝关节镜技术。如今，他所创办的全省首个“运动医学科”，一号难求，个人关节镜手术量，全省名列前茅，经常在全国性的骨科大会上，与国际同行同台竞技。

       近年来，骨科新成立的几个亚专科主任都非常年轻，还都有海外深造背景，年轻的医生也看到了方向：“再不出国，以后可当不上主任了。”截至目前，去欧美深造在四医院蔚然成风，近年来30多位年轻医生被送到欧美顶级医学院学习，一般都是30多岁的年轻人。

       “学技术一定是年轻人更快。”勘武生教授认为：“他们的思维更灵活，要勇于让他们挑大梁，未来一定是他们的。”

海外视野让冷门科室变热门

       十年间外派三十多名年轻骨科医生出国学习，这在全省来说都是大手笔。作为一艘分类齐全的“骨科航母”，武汉市第四医院的骨科不仅在热门科室上保持强势优势，关节镜、运动医学、足踝等这样的其他医院不愿意多涉猎的“冷门”学科，也变成了大热门。而这后劲就得益于张青松、方真华、刘伟军这些进口“发动机”高精尖的技术。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骨科疾病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急病向慢病、由硬关节向软组织发展，患者关注多的专业可能是过去比较冷僻的专业。我们希望达到让人体每一块骨头都能在这里找到专家，这也是医院精细化发展的战略之一。”院长胡绍说。

       和张青松当初入手的关节镜技术一样，方真华所选择的足踝外科，也是过去各大医院骨科不太愿意开展的“冷门”专业，他们都更关注关节、脊柱等热门方向。

       2009年前后，方真华在多个科室轮转一圈后，到北京、上海等技术领先的骨科医院进修，发现对于足踝这个部位，国内整体探索得都还不够深入，但患者的需求一直在增加。一个很明显的例证，全球知名运动员遇到脚伤，都首选去德国治疗。

       于是，方真华决定去德国学习。2011年，在医院的支持下，他去德国汉诺威医学院读博士。严谨的德国人骨科手术理念让他耳目一新：一切讲究细致的程序，上手术台之前哪一步要做什么要怎么做已经谋划好了。当国内还在关注足踝“硬”的部位，也就是各种骨关节的时候，德国对“软”的部分，如各种复杂的韧带、肌腱的损伤研究已非常深入。

       2016年足踝外科开科，方真华将德式的足踝治疗法在华中地区推广，不少外省患者慕名前来就医。

英语水平让洋专家竖起大拇指

       “我挂的是专家号，怎么是这么年轻的医生？来，把胸牌给我看看，你是不是张青松哟。”在骨科门诊诊室，80多岁的李太婆怀疑自己挂了个假专家号。张青松笑着表示已经习惯了，名字显老，人其实没那么老。

       除了张青松，很年轻就当上主任的还有脊柱外科的刘伟军博士、足踝外科的方真华博士等人，他们都是学成归来后被委以重任，都有一个特点：英语好，善于学习。

       “出去走一圈，更多的是改变了学习理念。”方真华博士在德国汉诺威医学院深造三年，他说，出国学习过的人一般都会自觉养成阅读英文医学文献的习惯，这样自己的视野就可以与全球同步。有时候遇到疑难病例，他还可以通过社交软件，与德国同行进行交流。

       刘伟军对此深表赞同，他在美国拉什大学医学中心深造，出国学习带给他最大的改变和收获就是临床思维方式的改变：从以前仅靠自己的病例积累和有限的资料来进步，转变为更多借助从一流文献和最新的各种专业媒介来准确获取最有用的信息和经验。同时也学习到了规范化标准化的病人管理与治疗流程，这些流程是西方上百年智慧的结晶。开阔了医学视野，了解了自己的不足和进步方向。

       上个月，一位欧洲骨科专家来医院脊柱外科做学术交流，在讨论疑难病例的手术方案时，这位专家刻意说得很慢，想让翻译听清楚再转达。没想到参与讨论的四五个年轻医生，都直接用英文提出了不同见解。该专家伸出大拇指：“我去过中国很多地方的大医院交流，你们这的年轻人，英语是最好的，了不起！”

欧美骨科也有降耗的博弈

       国外医生做手术时真没有耗材使用的限制吗？

      “要看在哪个国家。”据方真华博士介绍，就他在以严谨著称的德国学习的感受来看，富庶的欧洲一样是要控制耗材占比的。因为欧洲存在医生集团与保险集团之间的博弈，这种博弈有利于资源的管控，是有益的。

       比如德国就有规定，一个医生，一年100台手术，控制耗材使用在一定额度以内，那么医生可以自行调配。在一部分患者那里运用普通技术，在另一部分患者那开展新技术。

       刘伟军博士所在的脊柱外科，一直是公认的耗材使用大户。他告诉记者，随着手术技巧和对脊柱认识的提高，他所在的脊柱外科，在耗材使用量上，与国内同行相比，是较低的。

       比如在治疗老年人退行性脊柱侧弯的手术上，如果没有比较先进的理念，只讲求把弯掉的脊柱别直，人体的脊柱较长，从上到下可能会用到非常多的耗材。但是，如果对脊柱的力学结构进行深入了解，从三维的空间去解析脊柱的每个节段的受力情况，是可以只对部分关键节段进行矫形的，那么，同样的效果，使用的耗材量会大幅降低。

       “这就是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的过程。”胡绍认为，不与国际前沿的技术接轨，降耗是做不到的。